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描繪了“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的新藍圖，創造性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行穩致遠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指出，促進區域發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空間均衡。貫徹落實五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必須增強發展協調性，在協調發展中拓寬發展空間，在加強薄弱領域中增強發展后勁。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常態，新形勢下制定和實施區域發展戰略，要正確處理好一系列重大關系，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努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主體功能約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務均等、資源環境可承載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一、處理好維護市場競爭公平性與強化對特殊地區支持的關系
　　
　　社會主義制度是追求公平正義的制度，我們建設市場經濟也必須維護市場競爭的公平性，保障市場公平、公正和有序運行，這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據此質疑甚至否定區域戰略中對一些特殊地區的支持，卻是不正確的。一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目前國家對一些區域實施的支持性優惠政策，妨礙了市場公平競爭，破壞了統一市場規則，應予以廢止。實際上這是一種誤解。
　　
　　從過去的實踐看，在區域戰略層面實施支持性優惠政策大體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對欠發達地區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實行的所得稅優惠等政策。比如對西部地區實行15%的所得稅優惠政策、對贛南等原中央蘇區所采取的相關優惠政策等。對這些地區加以支持既是改變其貧困落后面貌的需要，又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需要。從一個方面來說，這些地方基礎差、底子薄、貧窮落后，單靠自身努力，很難改變其生產生活狀況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狀態，必須依靠國家政策支持和地區對口支援，助其趕超，加快縮小其與發達地區的發展差距，爭取與全國其他地區同步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恰恰是為了體現平等公正的原則。市場公平性的核心內容是機會均等、發展權利均等。長期以來，為了支持工業的發展、支持城市的發展、支持沿海地區率先發展，農村、中西部地區作出了重要貢獻，如農產品的低價銷售、土地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廉價供應等。大部分農村、中西部地區仍然是欠發達地區，對這些地區的發展給予積極的、適當的支持，實際上是一種有限的補償。也就是說，在基本公共服務的提供上，區域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政府對農村、中西部地區所提供的公共服務遠遜于城市、東部地區。因此，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特別是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支持，其實是一種必要的“還賬”，是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平公正原則的必然要求。而且，在已經存在著較大地區差距的情況下，僅靠市場機制是難以實現縮小區域差距、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必須發揮政府的作用，通過必要的政策支持等手段來加快解決地區差距過大的問題。這種做法不僅不違背市場的公正性，而恰恰是追求公正性和保證發展權利均等化的體現。實踐表明，正是通過強有力的分類指導的區域政策，扭轉了長期以來經濟增長速度東高西低的狀況和地區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還要強調的是，欠發達地區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需求潛力巨大，蘊藏的發展潛力也十分巨大，以適度的優惠政策激發這種需求、激活這種潛力，進而發揮這些地區的“后發優勢”，對于促進經濟穩定增長、實現社會大局的持續穩定，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另一種情況，是對一些發展改革實驗區和示范區實行的某些優惠政策。比如對橫琴的粵港澳合作示范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平潭綜合實驗區實行了一些稅收優惠政策。這些實驗區和示范區是探索發展改革特別是優化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路徑與方式的試驗平臺，在政策設計上，既考慮了試驗主題的需要，也考慮了周邊環境、國際通行做法和改革探索的要求。這類實驗區和示范區的一部分設立在條件較好的經濟發達地區，但這與對發達地區全面實行優惠政策完全是兩碼事。這種優惠政策實際上是一種先行先試政策，其目的在于積累經驗、摸索道路、提供示范。
　　
　　因此，我們在制定實施區域發展戰略過程中，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要始終注重維護市場的公平性，保證各地區和全體勞動者能夠享有平等的發展機會，獲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同時，必須堅持分類指導，對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區給予差異化的政策支持，并基于試驗示范的要求給予相關試驗平臺以特殊的政策安排。
　　
　　二、處理好重點制定實施跨區域發展戰略與著力縮小區域政策單元的關系
　　
　　由國家主導制定區域發展戰略規劃，是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一個重要特色和手段。“十三五”時期，中央強調要促進協調發展，這意味著把國家主導制定區域規劃的重點放到跨省區、跨大區域層面，加強對西部、東北、中部、東部四大板塊發展的統籌協調，推動沿大江大河沿邊沿海和沿重要交通干線的經濟增長帶建設。第一，從事權看，編制跨省區、跨大區域的區域發展規劃，是地方政府包括省級政府難以推動的，理應由國家承擔，但我國地域遼闊、區情復雜、行政層級眾多、區域板塊大小交錯，國家很難包辦所有層級和區塊的區域規劃制定。第二，從現實基礎看，這些年國家組織制定了一系列各種類型的區域規劃，不僅基本覆蓋了各個省區和重點地區，而且為進一步細化區域規劃的制定打下了基礎、提供了示范。隨著“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三大重要戰略的推出，國家重點組織跨省區、跨大區域層面區域規劃制定的特點和成效都已得到明顯體現。
　　
　　但如果據此認為國家只能制定跨省區、跨大區域的區域規劃，就不那么正確了；甚至認為不需要制定省區內或較小區域板塊的區域規劃，那就更加錯誤了。各個地區自然、經濟、社會發展條件差異顯著，這種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們必須實施分類指導。實施分類指導，在空間上必須突出重點，即分散進行、分塊規劃、分別實施。從理論上說，區域板塊越細分，區域規劃的指導性、針對性就越強，也越能精準發揮各個地區的比較優勢，解決其所面臨的瓶頸制約。所以我們必須進一步細化區域規劃的空間板塊，進一步縮小區域政策單元。從這個意義上講，仍然要根據各自具體情況組織編制各省域內的區域規劃。一般邏輯是，國家重點組織編制跨省區、跨大區域的區域規劃，省級政府重點組織編制跨地市行政區的區域規劃，以此類推，一直細化到最必要的空間板塊的規劃編制，形成多級聯動、各負其責、一體貫通的區域規劃研究制定工作局面。
　　
　　必須指出的是，一些關乎改革發展大局的重要功能區和試驗區的規劃和方案，盡管在省級區域內，但仍需國家組織制定或指導制定，是屬于國家的事權和職責。一是因為這些功能區和試驗區承擔著重大的改革發展使命，關乎全局，涉及長遠；二是因為這些功能區和試驗區的許多突破性的先行先試政策需要國家相關部門研究并賦予；三是這些功能區和試驗區的探索極具創新性，也極具風險性，需要國家統籌協調和指導推動。
　　
　　三、處理好統籌區域空間布局和建立區際利益平衡機制的關系
　　
　　各地的水土環境、地質狀況、資源稟賦等差別很大，應當把握各自的區情，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國家也應基于各地的具體情況，統籌進行區域空間布局，特別是產業布局。這體現了全國一盤棋的需要，有利于國家的發展和長治久安。從靜態看，地方的發展格局和國家的空間布局是一致的，或者說地方意志和國家意志是統一的。但從動態看，一些地區的發展需求難免會與國家統籌區域空間布局的要求產生矛盾，在變化發展的外部環境和日趨激烈的競爭狀態下，原有的地區比較優勢可能會轉換成比較劣勢，從而產生適應外部條件創新發展構筑新的比較優勢的需求與刺激。例如，糧食問題關乎民族生存和國家安全，為確保糧食安全，國家統籌布局，以區域資源稟賦為基礎劃定了一批糧食主產區。但糧食附加值低，主產區光靠種糧難以實現跨越式發展。為了加快實現現代化，糧食主產區必然要求“退農進工”，轉向發展非農產業特別是附加值較高的產業。這種想法或做法，從局部看無可非議，但從全局看，國家糧食安全將得不到保障，國家長治久安也將面臨威脅。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如何既維護國家的統一空間布局，又使各地的發展水平不至于形成過大差距，盡可能同步實現全面小康？對此，有必要采取科學方式對因承擔全局職責而付出代價的地方進行補償，也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來支持這些地區加快發展。一方面，各相關地區應在不影響國家統一空間布局前提下，充分挖掘自身潛力和有效利用外部條件，努力提升產業發展水平和經濟效益。比如，糧食主產區要探索在不犧牲農業和糧食生產的前提下，走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的路子。另一方面，國家要推動建立區際利益平衡機制，通過這一機制，對那些按照國家統一空間布局發展附加值相對較低產業的地區給予合理的補償和必要的支持。
　　
　　對于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來說，建立區際利益平衡機制已刻不容緩。從現實基礎出發，要著力在兩個方面進行探索。一是建立健全稀缺資源、重要農產品的價格形成和補償機制，有效平衡輸出地和輸入地的利益關系。價格決定應以市場為基礎，綜合考慮國際國內水平、地區發展需要和社會承受能力。補償機制可以是縱向財政專項轉移的方式，也可以是橫向對接的區域補貼方式，還可以把兩者結合起來。二是探索市場化的生態補償機制，促進毗鄰地區和重點流域上下游地區建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制度體系。在此基礎上，還可以推動建立跨地區投資、產業轉移等重大事項的利益分享機制，促進區域間在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升級等方面的良性互動。通過上述努力，實現區域協調發展。
　　
　　處理好上述三個方面的關系，不僅要在戰略層面正確認識和科學把握，而且要在戰術層面深化研究和精心設計。制度體系的建設和實施方案的設計，既要堅持市場經濟方向，又要從我國具體實際出發；既要保障整體利益，又要兼顧地方合理需求；既要體現中央的統籌指導作用，又要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