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16:中國新城新區發展報告》在北京發布。該報告匯聚了國內外40多位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全面反映了新城新區發展的進展、特征以及面臨的問題。報告顯示，目前我國縣級以上(含縣級)新城新區數量已超過3500個。從去年至今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國家級開發區和高新區的獲批速度明顯加快，已先后有6家國家級新區相繼獲批成立。經濟下行壓力之下，后者已經成為區域經濟發展重要的“增長極”。報告同時指出，新城新區的發展應遵循城市和經濟發展規律，科學規劃城鎮發展戰略，制定相應政策，做好頂層設計。
　　
　　我國新城新區已經形成龐大體系
　　
　　廣義上的新城新區，是為適應政治、經濟、社會、生態、文化等多方面的需要，經由主動規劃與投資建設而成的相對獨立的城市空間單元，包括但不限于：國家新區、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保稅區、邊境經濟合作區、出口加工區、旅游度假區、物流園區、工業園區、自貿區、大學科技園，以及產業新城、高鐵新城、智慧新城、生態低碳新城、科教新城、行政新城、臨港新城、空港新城等等。《2016:中國新城新區發展報告》顯示，中國新城新區已經形成龐大的體系，是中國城鎮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6年7月，縣及縣以上的新城新區數量總共超過3500多個。其中國家級新區18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219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145個，還有150多個各類綜保區、邊境經濟合作區、出口加工區，旅游度假區等等。各類省級產業園區1600多個;較大規模的市產業園1000個;縣以下的各類產業園上萬計。
　　
　　報告主編、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馮奎介紹，近一年來中國新城新區發展最大的熱點就是國家級新區的密集獲批。
　　
　　自2015年4月湖南湘江新區獲批，此后的不到12個月時間中，南京江北新區、福建福州新區、云南滇中新區、黑龍江哈爾濱新區、吉林長春新區等多個國家級新區相繼面世。成為國家級新區獲批最為密集的階段。
　　
　　馮奎表示，國家級新區密集獲批的重要原因是，在新常態背景下，其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發揮巨大作用。17個國家級新區中有7個人均GDP超過所在省/市的1.5倍，有4個人均GDP超過所在省/市的2倍，國家級新區已經成為所在區域的“增長極”。
　　
　　馮奎介紹，在新城新區結構性變化中，正在出現一批新的“生力軍”:以自貿區為代表的開放型新城新區;以智慧城市建設為內容的智慧新城、智慧新區;以海綿城市為代表的海綿新城、綠色新區;以空港新城、高鐵新城為代表的交通樞紐型新城新區正在脫穎而出，這形成了“四大板塊”，展現出強大的活力與競爭力。
　　
　　須警惕行政主導下的“鬼城”
　　
　　報告在全面展示我國近年來新城新區成就的同時也指出，目前各地絕大多數新城新區是一種行政主導的新城新區。其普遍特征是規模巨大，建設進程十分迅速，且往往在遠離老城區的農地上直接建設新城;搬遷節奏上，大都會率先將政府辦公樓、學校等公共設施遷入新城，新城居民的遷入慢于產業入駐，新城往往存在很高的住房空置率;新城建設的資金主要來自地方財政、土地出讓金和政府擔保的銀行貸款等。
　　
　　報告參與者、北京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馮長春告訴《中國聯合商報》記者，行政主導的新城新區有著強烈的擴張沖動，其背后有著兩個重要的制度性力量：地方官員晉升對城市發展水平的考核，以及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支配權力。這導致了規模過大、生活配套不完整，地方債規模日益增大等問題，一些地方甚至淪為“死城”、“鬼城”，近一年來這些問題有加劇的趨勢。
　　
　　首先是新區規劃不切實際、過度超前的問題。以空港新城的規劃為例，我國現有的空港新城規劃面積普遍偏大，大多都超過了100平方公里，遠遠超出了國際成功的空港城發展范圍。然而大量機場客運量遠不足1000萬人次，并不具備帶動周邊地區發展的實力。
　　
　　同時，新城新區在發展定位上的同質化現象也非常明顯。京津冀區域臨港產業定位的嚴重重疊現象就是一個例子，報告統計顯示，這一區域濱海新區、曹妃甸新區、渤海新區等臨港新城的產業高度雷同，且都以低端的工業、制造業為主。
　　
　　此外，高鐵新城成為近年來發展的熱點，但大部分高鐵新城的功能都定位于城市的副中心，并由此再析出商務金融、文化休閑與娛樂、居住、行政辦公等功能，因而多座高鐵新城的功能相同或大同小異。
　　
　　對房地產的過度依賴也是新城新區發展中普遍面臨的問題，自上而下政府主導型的新城新區建設中，大量土地用于房地產開發。由于產業投資不足，就過度依賴房地產投資拉動，這使得新區經濟結構性矛盾突出。
　　
　　馮長春強調，應當通過控制銀行貸款、評估供求關系和監控民間信貸等措施，防范新城新區建設的金融風險。
　　
　　探尋新模式推動新城新區科學發展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課題組成員、報告執筆人李鐵同樣也對《中國聯合商報》記者表達了他的擔憂。他認為，各地熱衷于新城新區建設，大搞所謂的“城市綜合體”，說明地方政府在理解中央城鎮化政策上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很有可能影響到未來城鎮化有關政策的落實，特別是針對農民工市民化問題、城市發展模式轉變等問題。
　　
　　李鐵指出，新城新區建設模式愈演愈烈，原因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以GDP為導向的發展思路，在工業招商面臨激烈競爭的前提下，通過新城投資開發，吸引房地產發展，促進GDP增長。
　　
　　二是財政動機，希望通過新城開發，帶動土地升值，政府可以獲得高額土地出讓金。
　　
　　三是舊城改造壓力過大，老城區面臨的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問題治理難度大，試圖通過新城建設緩解老城區壓力。
　　
　　四是政績推動。一屆領導一任政績和發展思路。新城建設看得見摸得著，投資帶動城鎮面貌煥然一新，政府有干頭，容易顯效果。
　　
　　五是對城市發展規律和經濟發展規律沒有很好的認識，行政主導、主觀決策的意識濃厚，規劃專家處于規劃收費利益機制的誘導，沒有很好發揮制約作用。
　　
　　六是中央層面上也沒有明確的政策引導。長期以來對于城市政府的一些違背城市發展規律和經濟發展規律的作法，沒有有效的制約手段，很少出臺過正式的文件進行規范。而一些地方官員往往也因為有了這些政績工程得到提拔，并沒有因為損失而承擔責任。
　　
　　李鐵認為，新城建設不是不可以搞，但是要遵循規律，要走集約型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