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我國立足當前、著眼長遠的重大戰略選擇。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高企，戰略性新興產業已成為填補傳統產業下滑“空缺”、實現穩增長的中流砥柱。
　　
　　事實上，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一直都高度重視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等文件，印發了《“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實施了寬帶中國、關鍵材料升級換代等20項重大工程。截至2015年末戰略性新興產業占GDP的比重在8%左右，實現了“十二五”發展規劃設定的階段性目標。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要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拓展新興產業增長空間，使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15%。按照《“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的總體部署，目前戰略性新興產業“十三五”規劃已上報國務院，提出了重點培育形成以集成電路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以基因技術為核心的生物產業以及綠色低碳、高端裝備與材料、數字創意等突破10萬億元規模的五大產業的具體舉措。
　　
　　中央企業應當是當前我國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關鍵力量。一方面，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對國有企業產業結構布局戰略性調整提出了新要求，并且在最近印發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動中央企業結構調整與重組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中央企業要加大戰略性產業投資力度，要著力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加快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另一方面，中央企業資產規模龐大，并且掌控了大量戰略性資源，具有更強的投資與創新能力以及更好的風險管控水平，既有義務也有責任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中成為關鍵主體。
　　
　　首先，中央企業的戰略導向作用、骨干引領作用，決定了其應當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的先行者。當今經濟社會已經進入大企業時代，必須高度重視并發揮大企業的導向、引領作用。體量巨大的中央企業應當在我國產業發展中堅定發揮戰略導向作用，為其他企業指明產業結構調整與發展方向、發展目標。中央企業應是我國產業投資發展最為重要的實施主體，主動承擔國家推動重點產業、新興產業發展的具體實施責任。“十三五”期間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著重打造五大十萬億元規模產業的目標，其最終實施承擔的關鍵主體，只能是中央企業；同時通過中央企業投資行為的引領示范效應，拉動其他企業聚力發展相關產業。從這個角度看，中央企業應當是我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探路者、領軍人、急先鋒。
　　
　　其次，中央企業強大的資金、資源動員能力與創新發展能力，決定了其應當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的實踐者。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產業、綠色低碳、高端裝備與材料、數字創意整體上都屬于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型產業，其發展需要大量資金投入，需要突破性的技術創新來驅動發展。與民營企業相比，中央企業在這方面顯然具有更為突出的優勢。截至2013年年底，中央企業擁有國內研發機構2508個，其中國家級研發機構約占全國總數的四分之一，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約占全國的一半。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有一批優秀民營企業脫穎而出獲得了快速成長，甚至進入了世界500強；但總體上看，民營企業資金鏈的緊張程度要遠甚于央企，技術創新能力也遠不如具有深厚研發積累的中央企業，民間資本難以擔當起推動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主體責任。從這個角度看，中央企業應當是我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資金與資源的籌措者、技術創新的供應者。
　　
　　再次，中央企業的社會擔當，決定了其應當是當前我國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拓荒者。基于中央企業的公有制屬性以及共和國長子地位，它應當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承擔更多的社會擔當責任。當前經濟環境下，我國民營企業的風險偏好較低，風險承受能力也遠低于中央企業，面對市場前景不明、技術創新不確定性較大、早期盈利預期不佳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民間資本參與的整體意愿不強。推動不確定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需要中央企業的擔當；而且中央企業強大的資金實力以及相對完善的管理體系，使得它本身就具有比民營企業更好的風險管控能力與風險承受能力。從這個角度看，中央企業應當是我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市場的開拓者和投資發展風險的主要擔當者。